有理不一定合理 |
2009-11-26 |
来源:光明网 |
每一时代都有其流行、有其习以为常的思考习惯,当此习惯成为自然,大家都认为必定如此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我们错误的根源。因此针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为当然”的思考做一反省,以此作为来日思考的依据,是绝对有必要的。
“理”的不讲理和“有理”取闹
我们摆脱了上帝给我们的限制,摆脱了自然界给我们的限制,可是却把自己推到别人自由发明创造出来的理论中受其限制,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今天谈某一件事时,动不动就是美国式、英国式、德国式,好像除了这些“式”外,我们统统都不可以是,所以形成自己的“式”就不对,只要我们的情况跟人家不同,就值得检讨了,此种强制的力量非常可怕。他说要拿出一套,而这一套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那一套,那一套就一定是对的。此思想本身的强制意味,远比神权、君权还要厉害,这是假借理性之名说出来的,强调“我有理”、有“张三告诉我的理”、“李四告诉我的理”。
根据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科技精神为“人类智能的自由发明”。这是科学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是用纯粹的思想去攫住实在,是爱因斯坦在1931年演讲时特别提到的。我把爱因斯坦的话作为演讲依据,大家就能接受。那还不是他的发明?还不是我必须要以他为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自由”发明,可是我的“自由”前提已被限制了,在后面发挥的一大堆自由,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这种自由仍然不是自由。
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智能发展出来的思想理论就产生某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又可进一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当然的,电脑的程序被认为是当然的,所以当电脑与人脑在算术中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人家一定相信电脑,而不相信人脑,为什么?因为有强制性在里面。
专家告诉我们房间的规格是三房一厅、厕所在中间,你会认为很理想,当你觉得不太好时,旁人会笑你根本赶不上时髦,连时代潮流的思想都不知道。所以提出很多理由作为证据时,就变成非如此不可,这份强制性造成机械式的操作,残酷地抹杀了生命的自主性。五个手指拿出来都不一样,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与环境?怎么可以一套理论就全部必然如此,非如此不可?我们应该注意生命的自主性,亦即重视自然的环境,重视自然的生命。
比如台湾的基隆河应不应该截弯取直?专家会拿各地方的河来比较,但是人家的河跟基隆河不同,他们有没有基隆河的习性:台风一来就暴涨,台风一过就干涸见底?如果习性不同,怎能相提并论呢?拿出许多理论模式,作为强制性的理由,要求别人必须如此,这种情况完全疏忽了环境中的变化性和自主性,如此情况下虽然有理,却不见得合乎实际。
正因为这份强制性,带来了“理直气壮”,气壮之后就变成“当仁不让”,所以“不仁厚,不宽容”就变成“必然”。“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不讲理”、“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不尊重道理”,因为我就是那个“理”,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理”时,气不会太足。气不足,许多暴动式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在理亏之下,没有人还会勇往直前。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可是忘了反省这个“理”本身到底是否真正合乎客观事实,这一点是在科学的精神慢慢形成强制之后造成的。
举例来说,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当时整个世界的社会环境条件都不太好,所以那时采取强制性的生产,强调增加生产。近些年来,新的经济学理论则是强制性消费,美其名曰“消费意识抬头”。过去没有人消费吗?那生产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不是到今天才有人消费,“消费意识抬头”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消费,非消费不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中的现实,逼迫你非消费不可。
像我最近买了一台美国产的洗衣机,厂商告诉我买此型洗衣机,一定要买美国的洗衣粉,令我纳闷不已。他说,台湾地区的洗衣粉是高泡沫,低效能(当时尚未生产这类洗衣粉),美国的洗衣粉则是低泡沫,高效能。我说泡沫高低没啥关系,有泡沫比较好看。他说这种洗衣机脱水是从四方脱水,所以泡沫过多会冒出来,因此一定要低泡沫、高效能的洗衣粉才行。如此强迫非买他的洗衣粉不可,要不然就不要买这种洗衣机;看在洗衣机的功能不错的份上,就要买附带的洗衣粉。
我很生气,又无可奈何,为了省时只好被迫买他的洗衣粉。洗衣粉一包500元台币,真贵。他还说洗衣粉每次有一定用量,一桶大约一个半月要用完,没用完会自动氧化坏掉;人口少想省一点都不行,若家里人口少只有自认倒霉,这就是强迫性消费。
强迫是这一系统的基本原则,看起来很理性,实际上它是用理性来强迫你,让你非接受不可;强制性与强迫性,造成了生活上“不仁厚、不宽容”的缺点。
想要用思想去抓住实在,抓得不好则是思想曲解了实在,最后变成用思想来强制实在。在人的思想系统中,觉得这样有理,所以实际的情形,就必须照着人思想里设定的秩序,按部就班地发展。因此,思想强制了实在,扼杀了实在本身自然的发展,这是在科学状况下所产生的第二种情况。
由于曲解实在,由于进一步强制实在,到最后的扼杀实在,造成否定实在的结果,所以今天的人,常常对人生觉得无望,对自己的环境觉得不满意,对自己所遭遇的许多客观的事实有太多的不满,永远用自己的“理”来叙述客观事实这里不对,那里不是,未照我的逻辑系统发展,因而造成否定实在的结果。由于失落了实在,就产生了虚无感,所以我们常感觉人生很虚幻、环境本身是一场空;常让人觉得什么都没有照应该的状况发展,可是“应该”的本身,却是我理性当中的想法,于是一切都被否定,无一可取之处,人活在其中,自己也觉得有种厌恶感。
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思想就可以今天肯定你成功,也可以明天肯定你不成功;思想天天在变,那些实际的东西都被视为假的,是跟着思想跑的,毫无意义。所以今天有很多依人诠释的观念,我看这个东西,替它解释,替它当家作主,然后产生的问题是,人家跟我不一样,如此一来就失去标准;标准一旦失去后,恒久性就不存在了;永存性不存在,安全性就没有;有恒性与安全性没有时,人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无意义一场空”,必然是今天人对人生的一场感觉。实际上,不应用思想来攫住实在,而应让实在本身说话。
成功的人觉得无意义,失败的人觉得更无意义,所以大家碰在一起时就是无意义,无力感与无奈感太多了。因此,罗素有句话说:“你即使有再大的成就,最后也要跟宇宙同归于尽。”当然这句话说出来后,人实在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观念。
当一个人不自觉地拿着被迫依循的思想理论去观察、评估实在的时候,实在本身,就永远无法彰显出其意义与价值,它永远是被否定的,以此类推,自然环境被否定,我们每一个个人也都被否定。你不要今天很高兴去否定人家,要知道,当你否定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否定你,所以当你以为否定别人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时,你也会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肯定与否定,而别人也永远在否定你,你的价值也不见了。所以这是相对的,不要批评人家批评得很高兴,最后被批评的还是自己。
当我们否定天下的时候,第一个被否定的是自己,不是别人。因此在今天这个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中产生的是,当我要求思想时,我要求它是有理的,所以我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言之成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个思想理论就可产生;但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的理论,又能维持多久呢?
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走,就产生了今天的“怪胎”——多元化的理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也不要否定我,我也不否定你,咱们大家相安无事。实际上这不是相安无事,因为理论之间会相互抵触,有时会互补,之后都不见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思想形态,本身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我谈到的所谓以有理为出发点而产生的现代人文化模式。
由于这一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产生出下列三种情况,颇为有趣:
第一种是很多人有理就做,所以天天后悔。我觉得有道理,马上去做,是剑及履及,而且思想之快,做事速度之快,令人惊诧。可是时过境迁之后,“理”一变,昨是今非,昨天做过的今天又后悔。
谁不能说出大套“理”来?谁会去做自己认为无理的事?就连杀人犯也认为自己有理才会杀人,否则他认为没有理怎么会去做呢?哪怕你认为再荒唐、再不应该的事情,做的人都认为自己有理,而且他的“理”还可以朗朗上口。学生迟到会说:老师我有理,我有话要说。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那天下“公理”何在?因此,每个人都有“理”,到最后如何去评断是非,岂不是无是非可谈? 哪一个人会做没有“理”的事情?除非是神智有问题。 假如没有患神经病的话,大概做事都有理,可是这个“理”是否正确,就很难说了。要有理是很简单的事情,还可以找很多人的“理”来支撑我自己的话,以壮声势。这种做法是格外自闭,因为很少有人去检讨:我有理,这个“理”有道理,但是不是就等于它是唯一必然可行的?其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第二种情况,通常“有理”是意见式的有理,所以今天每个人的意见都很多,大人、小孩都有意见。比如说要去旅行有没有意见?所有人都有意见:从交通工具到目的地,到晚上睡觉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意见,且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我们要谈我有理时,这个“理”的本身,应该是一个知识,而不能够是意见。
意见就是诉诸群众、情绪、习惯、概数、实用性的思想,比如,“我觉得这样做很有用”就是意见,“你看这样有用,反面就不一定有用”,就好像“吃药对治病有用”,可是“吃药对身体会有副作用”;因此所谓的“意见”,若从有利无利、有用无用的角度来看,本身就只是一个“观点”,就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它本身没有超然性、长远性,只有与特定的事和状况有关系才有用,除了特定状况外,就不能用,所以它只是“意见”而已。
“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那是“意见”诉诸群众的一个做法,不见得很合适,所以常有人说“曲高和寡”——真正高瞻远瞩的思想,往往附和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当我们看到意见多多的时候,每一个有意见的个人都认为“我有理”。
根据调查数据,某电视台的某节目收视率高,有数字做依据,但抽样的标准不客观怎么办?诉诸数据的意见,是会有困扰的。我们常可听到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理论,像过去说人口应该节育了,人过多之后,能吃的粮食相对会越来越少,20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对美国经济做过这样的说明:“假如经济膨胀之后,造成每一位工作者所分配到的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种情况下,经济不能膨胀。”这是在所有货币永远是这么多的前提下设定的,工作的人越多钱不就稀释掉了吗?每个人得到的钱不就减少了吗?这是一个错误的意见。
过了那个时候再想想,会觉得很好笑,原来那是他们为了反对美国通用公司发展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这是很滑稽的情形,但他们言之有理,而且坚持如此做,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一般来说,根据数据所造成的一些思想,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机。像过去人们说,人口不能再膨胀,是因为粮食有限。是否粮食就只能生产出这么多呢?他没有去考虑,同时他更没有考虑到,如实验的白老鼠等动物越来越多时,它们要吃的东西也是粮食呀!那我们为什么又允许呢?人口政策问题,过去强调人口必须控制,矛盾的是,有的人口政策,却提出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要看它人口的多寡。
不论是智慧力还是工作力,都以人为单位,人越多,智慧的可能性越高,工作力就越多,在此情况下,人口当然是国家最大的国力来源,人口少国力不可能会强;如此说法,又变成一种新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意见”。孰是孰非,就看你听谁的。如此一来,岂不是无真理可谈?哪一个是新的就较占便宜,所以每一个人都抢着“后说”,等你都说完了我再说,我就变成新的。
所以不是“道理”本身有无道理,而是谁先说谁后说,或是什么人来说;稍微有知名度的人来说,其声势似乎大一点;不知名的人来说,声势弱一点。完全在比较这些东西,那“理”的本身就不彰显,就褪味了。
今天谈“理”反倒变成次要,什么人来说、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地方谈反而变得很重要。这是意见上的问题。造成意见充斥的结果是应世的智慧消失了。今天有很多意见,而哪一个意见最适合我们当前用,可以为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可以为我们带来万世千秋的好处,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在这中间选择,因为缺乏“合理”观念的缘故,唯有“合理”的观念出现,才有应世的智慧出现。
讲理≠讲的人多了,便成了理
当我们谈“有理”时,往往借重的是强制性,道理的强制性。强制性靠刚才所说的知名度、流行度,也就是说被大众接受的程度,成为他强制性能力高低的基准点。大家都听了,他就有绝对的强制性,所以现在的意见都要通过很多大众传播工具的渠道,希望赢得共鸣;跟我说一样话的人数增加,其结果就是“我说的最对”。实际上,错的话讲一千遍还是错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如此说,还是错的。
如果“有理”是因为多数人的强制力量在后面推动而变成“有理”的话,就很麻烦了,而今天就是如此。所以在大众传播工具上多说话的人,他的想法就变成“有理”的想法。大多数人认同的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的?没有人去探讨。只说这个报纸这样说,那个杂志也这样说,别人也这样引论,那应该是对的;连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如是说,那应该就是这样了。这份强制性的来源,如果是由于意见扩散的结果所造成,将是很可怕的事。今天大众传播工具会位居显要的缘故,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而来,而这样的结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
我认为“讲理”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大家都共同认定的标准,讲理的行为不是“有理可讲”,或者是“我讲得出理”,就叫做“讲理”; “讲理”绝对不是讲出道理,或者是有道理可讲,就算讲理。
“讲理”本身应该是讲合理性的“理”,而不是有理性的“理”。如果光是有理性的话,以我们现在教育之发达及现在各种理论之充斥,那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提出一大篇的道“理”,再这样容许下去,我们的多元理论必然都存在。而那么多的道理就是要一个做法:像我以前遇到一位农人,他告诉我:这个人告诉我稻子该这么种,那个人又告诉我该那么种,他们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我听不懂,我只要他们告诉我究竟该怎么做。不错,农人要的就是该怎么做,该怎么选择,很多人给他很多理由,但就是不知该怎么用,造成很多困扰。
如果根本不知道如何的话,还会照自己的想法做,知道了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怎么做都不对了,因为都有一个“理”来支撑做法,也都有一个“理”来说我做得不对,所以不知何去何从。
很多电视广告上说“我有话要说”。注意,你有话要说,有时候可以说,不是说“我有话要说”就是都可以说,而且都该说,而且说了都要照着办,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很多事情,大人与小孩子的不同就在于大人知道可不可以、该不该这么做,而小孩子是不管可不可以该不该的,他想哭的时候不管在哪儿,他就哭了,在喜庆场合他也哭了,在丧事场合他也笑了。不是“有理”就可解释一切。
人类智能的自由发明和以思想来攫住实在,这两个科学模式所带来的结果,造成思维的强制性和以思维否定实在所产生出来的虚无,以至于造成我们生活习惯往往以“有理”为出发点,而造成许多“无理”的行为,这是整个思想模式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近现代人的文化模式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请“合理”上岗,让“有理”下课
如何处理这些必然结果,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求“合理”性的观念,“合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讲理,但要讲“若合符节”之“理”,人与全部宇宙界之间要相契合,不光是像我们今天的科技,把人的秩序性强加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当中,要求它必须照人的思想来发展。
比如,今天都市的发展是照人的计划来发展的,所以面对未来要强调所谓的“规划性”与“计划性”。 二者是不一样的,“计划性”是配合现有的状况而产生计划,“规划性”则无视客观现有的状况,完全把自己的构想凌空降在这个环境中,所以“规划性”是很可怕的,“计划性”本身则有一种包容性在其中。因此,“合理”的本身是强调“容他性”的理性。要包容周围的自然环境,包容其他秩序性的存在,把这两种秩序配合得恰到好处,像人与物的配合,人与天的配合,人与人的配合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都注意到,才可能有真正的“合理性”。 在配合现有条件不要制造问题的前提下,做更深的发展。 后者是属于“合理性”的思想,前者是属于“有理性”的思想:根据自己的构想,强调整个规划有其连贯性,凡是碰到与自己不合的就“挡我者死,顺我者生”,如此情况演变下去,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是一个“有理”的态度,而非“合理”的态度。
“合理”的态度是依山顺路,而不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子过去”。假如你不顺着我的话,就将你整个客观现象全部否定,然后来符合我,这固然会有绝对的成就感,可是也有相当的后遗症;所以“合理性”应该是我们思想和行为系统中的新标准,而不能再是“有理性”。
“若合符节”就是让它“中节”。当我们谈合理的时候,要求其中有着中节之处。当制定一个政策、决定一个行为、思想、观念时,要求这个思想观念不要只是新奇、只是有创造的特色,而要强调在实用之后对人类的影响性,要能长久地维系下去,能达到生生不已的目的,这就叫做“若合符节”。
“合理”的本身就是指观念与观念,观念与行动,行动与行动,行动与观念,四者之间能适宜,皆能相互中节,这就是恰到好处,即所谓的“合理性”。
当我们思考、行动时,要考虑到我的想法与做法,各方面都要能让大家活得下去。简言之,你要活下去,我也要活下去,连路上的小草也要能活下去,不能因为说我家前面要看起来很干净,所以一大片水泥倒上去让小草长不出来。
既让它能活下去,又能达到我的目的,其间的配合,要多用智慧,而不是说“我只会这样做,如果不能解决,我就非这样做不可”,如此就是强制性的“有理”,而不是若合符节式的“合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认知时态度上应有若合符节的心情,在做法上有若合符节的胸怀,现在提供下列三种做法以供参考:
第一,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第二,方法上要有时行无咎的方法;第三,在心态上要随缘无住。
观念上要有经权的智慧,切不可因噎废食,守住经道而不懂得权宜是不好的;只讲究权宜而没有根本之道、不守本也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挫败之后,就什么原则、立场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因为要有立场,以致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改,这种态度也不对。不要把自己陷入“一刀两半”的困境中,把经与权视做对立的两半,或者取经,或者取权,这都是不对的。
事实上,我常开玩笑说,义利之辨,就是两半的标准方法。梁惠王接见孟子时,问他可给予啥好处,孟子反问他又“何必曰利”呢?仿佛义与利是两段的,所以自命清高的人说“我只谈义不谈利”,一般稍微现实的人说“我只谈利不谈义”。
其实,义与利之间不见得壁垒分明,也有“有利之义”,也有“正义之利”。如何让两者合并不在于义与利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去用它。所以讲求方法很重要,亦即时行无咎的方法。
要配合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对象,既然要有此配合,就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时间、地点都不看,只看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应该敞开门来,把自己放在次要地位,去看时间、看地点、看对象;认清了时间、地点、对象,了解它、尊重它之后,拿自己所有的认知去配合它,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储藏了很多,然后选一个最合适的状况与之配合,而不是“我只有这一套,走到那儿都只行这一套”,形成外界迁就我,而不是我去认识外界的唯我主义者。
假如能注意时与行,达到无咎的话,就会尊重时、尊重行,会注意外界的变化,会尊重别人、尊重环境、尊重自然、尊重实在;就会肯定它,肯定它之后,并非销蚀了自己,而是把培育好的经权智慧发挥在其中,成就感会更大;不是拿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去抹杀一切,所以方法在于时行无咎。
理论上要有自己的一套,然而在执行时不能光有自己这一套,要去看现实的环境,很客观、很虚心地去了解环境,然后才会配合得很好。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毫无主见、没有基础;在执行时,不可只有主见而没有别人,这样两者之间才可有良好的配合。所以在读书与做事时、独处以及与别人配合时,状态都不一样。因此,心态上应是随缘无住。
读书时是读书的态度,做事时是做事的态度,情况是不同的,不是从头到尾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我有理”;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我合理”。希望未来的时代,我们在这三种条件配合下,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同时也都有方法,而且心态不会太执著于“我就是对的”,“我代表真理”,“我的理是天下最好的理”。所以我讲理,我只讲我的理,我不讲你的理。最后会演变到你说“你不讲理,因为你不讲我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人都要互相批判。交相非之后必接之以交相伐,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安宁之日了。
目前的社会中,批判之声太多,否定之声太多,人与人之间不太和谐,原因就是每个人都自觉有理,而每个人都坚持“你不讲我的理,你就不对”,这种情况非常可怕,也非常不和谐。
如何从“有理”进入“合理”的世界,有赖大家共同的自觉、共同的体认。这是解决争端,走进沟通,相互理解,共存包容的不二法门。
摘自《一生至少一次的哲学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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