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订港版《国安法》等同宣布一国两制告终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5月28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宣布将会主动为香港制订《国安法》，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明显的信息就是“恐怖统治即将开始”( “Rule by fear is about to begin.” )。

一般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都有国家安全法，而香港的基本法第 23 条也有规定，要由香港立法会自行制订可以在香港执行的国安法，为什么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大决定主动为香港制订国安法，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呢?我有以下的一些观察，供大家参考:

(一)国家安全的观念，中西方有基本差异

在共产党统治了 70 年的中国，目前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对“国家” 的观念，普遍来说，还走不出“党国”的观念，就是国家处处离不开党的领导和 干预，而党又绝对要以习近平一人为核心。“国家”实际上就走不出“朝廷”的 传统观念以至于实际运作，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就走不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了。 所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专政特权的安全。

在西方，包括加拿大， 国家安全基本的关注点是人民的安全，而不是保障政权的安全，当然更不是保障执政党的安全。所以，若果你查阅加拿大的《国安法》，你会发觉那是一整套订立各个国安有关部门的权限，处处考虑到如何防范公权力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以民为本的观念，与中共的以党为本的观念，有天壤之别。

正因为国家安全的观念，中西方有极大差异，亦即是中港之间的观念存在极大差异，当然就不能把制订香港的《国安法》看成不过是人有我有，那么等闲的事了。

(二)中共经常利用国安法打压异议声音，以言入罪

对中国国情稍有认识的人，只要眼界没有默认的禁区，都会知道，在中国，《国安法》里面的一项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用来打压言论的利器，是以言入罪的常用工具。所有对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行为提出的批评，若果令到执政者感觉政权受到质疑和威胁，便很有可能会对发表言论的人，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中国，是极罕有被检控而不入罪的。

在中国以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囚禁的人名单很长，比较知名的有: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提议修宪和实行宪政而入罪 (11 年);劳工维权人士李旺阳 (10 年);社运人士胡佳 (3 年半);传道人王怡牧师 (9 年);由于发表有关六四 镇压的文章而入罪的谭作人 (5 年);由于向中国输入民主自由思想的书籍而入罪的 台湾人李明哲 (5 年)。

因此，香港人有充份理由恐惧，而关注香港前途的国际人士亦有充份理由相信， 中国制订的港版《国安法》，将会把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念，和打压言论 的手段带进香港。

(三)中央制订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告终

香港《基本法》第 23 条明文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制订适合在香港执行的《国安法》，当然是有它的根本理由的，那就是考虑到两地“国家安全”观念的大不 同，和两地司法系统的严重差异，例如《国际人权公约》在香港有效，在中国大 陆却无效等。

正因为如此，在 2003 年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推动 23 条立法，遭到港人强烈反对， 50 万人游行抗议，当时港人和国际社会就已经表明，关注点是中国特色的《国安 法》罪名，定义抽象，概念模糊，极容易成为莫须有的，打压异议声音的工具。 结果，叶刘淑仪引疚辞职，23 条立法的事至今未能推行，原因是政府始终未能直 面港人对“国家安全”为名，打压言论自由为实的担忧，而尝试提供一套有充份 民权保障的《国安法》草案。

香港人和关注香港前途的国际人士，对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彻底失去 信心，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警权的扩张，警察滥权的独立调查被排除， 开放教育的失守，政治讽刺节目的被消失等等，着着都呈现出一国一制的来临， 掌权者和建制派都已经急不及待了。

所以，当人大宣布要主动为香港制订港版《国安法》，香港人立刻上街抗议，美国立刻宣布制裁，国际包括加拿大立刻响应支持香港人，而世界舆论认为中港一 国两制告终。这实际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陶永强 2020.5.31 补拙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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