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媒体编辑会议 – “尼曼新闻实验室, Nieman Lab”的2018年预测系列

这是另一篇来自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的2018年预测系列的文章。文章作者是两位年轻女性。Jennifer Brandel是Hearken的首席执行官； Mónica Guzmán是The Evergrey的创始人兼编辑。

未来，我们将围绕这个重要的问题组织编辑会议：”我们今天能帮助公众理解或做什么？我们将不会从我们自身的想法开始。我们将从公众显示的信息差距和空白开始。未来的记者将集中力量填补这些空白。“

《未来的媒体编辑会议》

现在的新闻媒体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弊病：公众的不信任，对话崩溃，平台破坏，虚假信息以及每个人都获得完全不同信息的事实。我们都在寻找治疗方法。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弊病的症状能够追溯的根源在于我们自己呢？换句话说，如果问题不是“他们观众”的责任，那是我们呢？

这种功能障碍的大部分来自我们编辑会议的运作方式。作为一个起点，让我们想象一下，如何修复这些重要的编辑会议也能够一部分解决新闻媒体其他潜在的疾病。



HEARKEN?机构称他们意味着“倾听”。新闻机构使用Hearken从构思到出版都将公众引入到新闻报道过程中来。他们独特的模式被称为公共新闻。





The Evergrey?在地方媒体衰落的大背景下，The Evergrey是一个面对西雅图公众的实验性新地方媒体项目。

组织思维

在今天的编辑会议上，我们围绕着内容生产线组织所有的事情：所谓的“喂饱内容怪兽”。我们生产的对象是故事。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在如何使所有的本领来喂饱平台，网站，社交平台等等。

今后，我们应该围绕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组织编辑会议：“我们今天能够帮助公众理解或做什么？”我们不应该从我们自己的想法开始 – 我们将从公众的信息差和信息需求开始，并集中精力填补这些空白。

报道想法来自哪里？

现在，当我们想努力摆脱个人对于报道的想法时，我们会查看竞争对手的报道，查看互联网上流行的东西，或者是来源于公关专业人员和希望我们关注的政府官员。

将来，我们覆盖的内容将直接由我们的社区形成。这将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直接向公众询问：“你希望我们调查什么？” 然后我们会知道，公众要的不仅仅是宠物视频或个人要求的媒体曝光以及仇恨故事。我们将认识到公众仍是富有洞察力的好奇的人，他们的问题会带来原创，精确和高能的故事，最终会爆发好新闻并赢得声望。



媒体的公众需要发言权

我们如何决定什么应该被报道？

目前，我们的决定的假设前提是：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知道我们要报告什么。数据显示，记者绝大多数是一种性别，一个种族，一个特定阶级，与我们要报道和服务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未来，我们将不断与公众交谈，了解他们需要的信息。我们将邀请他们发送有关突发新闻的问题，我们将访问社区聚集的地方，但只是观察和听取。并召集我们自己的事件讨论，他们可以发现他们的邻居，讨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记者们可以自然而然地知道引起这种报道好奇心的人的名字和看到他们的脸。

我们如何部署资源？

现在，我们会连续数月研究报道，保持我们的私密，希望没有人偷走我们惊人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去摆脱倦怠。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吗？

在未来的编辑会议上，在我们开始报道之前，我们会问“是否新闻编辑室以外的人可以帮我们讲故事？“

当佛蒙特州公共广播电台想要解决佛蒙特州破烂谷仓的问题时，他们邀请观众分享粗糙谷仓的照片和地址！当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堪培拉局正在调查哪个联邦政治家拥有一个投资财产时，听众加入了记者的实地调查研讨会来挖掘文件。 ProPublica也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让观众参与许多重要调查的报告过程。

我们的知识来源

记者需要专家 – 他们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的关系，是的，专家都很聪明也很能说！但事实证明，许多这些专家是白人男性。这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其他种族很多的观点。

今后，我们将从那些生活的，感受我们的报道所关注的焦虑和担忧开始。就像“得克萨斯论坛报”在哈维飓风过后向那些寻求援助的人们传递的信息一样。而且WBEZ召集了穆斯林社区在他们的清真寺内谈论种族分裂。这个故事甚至最终在报道之后产生了一个由受访者设计的社区活动。

我们如何判断“成功”？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艰苦工作实际上在起作用？现在我们通过点击次数方式，现场时间，得奖，或者嘲笑我们的竞争对手程度来衡量。我们的商业模式仍然需要它，但显然我们的自负也得到满足。

但是在未来，我们会跟踪取得的进展：“我们所服务的人是否完成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将通过创建更多途径来获得答案，以获得直接可操作的公众反馈，了解我们是否以及如何标记成功。

我们将开始逐步反思对我们工作的定量绩效测量的痴迷，并通过更好的定性反馈来平衡它。



媒体也是消费品

我们如何分析自己？

今天我们分析观众比我们分析自己更多，但是，将来我们将有技术、能力和动力来跟踪分析我们自己。分析谁在我们自己的编辑会议上发言最多和谁的想法最经常批准。我们会看看数据，以确保我们不偏袒常见的嫌疑人，而且我们正在为其他人提供一个公平的代表。

而且我们也会跟踪我们组织所说的元叙事是否准确。如果女性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分析显示我们的故事展示了63％的男性发声，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扭曲现实，而不是反映现实。如果大部分我们听到的关于一种人口或邻里的故事大部分是消极的，那也是一样不公平的。借助于自己的数据分析，我们将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如何发挥的，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报道促成恐惧和扭曲公众的世界观。

我们是否对他们的贡献表示尊重和赞赏，我们是否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否出现在他们需要的时间和地点？

《未来的媒体编辑会议》

我们将如何生存？

我们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的服务是否至关重要。如果公众感觉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就会知道这一点。公众会贡献他们的见解，问题和想法。当我们要求他们订阅或捐赠让我们继续媒体报道时，我们将会知道他们是否满意。

通过衡量我们对公众的回应，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是否对他们的贡献表示尊重和赞赏，我们是否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否出现在他们需要的时间和地点？

<strong>

坏消息是：</strong>改变我们的编辑会议将是艰难的，因为改变的习惯和文化是艰难的。

好消息是：改变来自我们而不是平台，而不是位于马其顿的假新闻工厂，而不是公共官员，而不是广告主，实际上我们自己有权力这样做。

（ 文章原作者为 Jennifer Brandel &#8211; Hearken的首席执行官； MónicaGuzmán &#8211; The Evergrey的创始人兼编辑。）

来源：加广中文、www.rcinet.ca、微信ID:radio-canada





作者： 沈二 | china@rcinet.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