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0 美元 飙升到 4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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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靖江人，我04在杭州读大学，学校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求把户口转成非农户口才让入学，现在毕业后，回到农村，可村里说不好迁回，就放在了人才市场（而且还要交管理费），直到现在，自己所在村里所有应享受的权益都没有了，特别是现在机场二期拆迁，我家的房子有被征迁到，这样一来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人头费，青苗费算起来几十万啊，都没了，真的超级恼火，国家就这么对待大学生吗？当初要是知道农转非会这样说什么也不会迁户口啊，现在真觉得被国家陷害了了，农转非到目前为止我没得到任何利益，现在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没办法转回去吗？寒窗苦读十几年，到头来成了个什么都不是，就连那些犯罪分子服完刑都可把户籍迁回原籍，我们大学毕业生————时代的骄子，连劳改犯都当不到，唉，简直莫法说，不知道现在的社会是怎么起的。烦！

现在谁还稀罕城市户口啊？！农村户口值钱的很，特别是都市村庄和城乡结合部，一不小心被政府规划了，最少几套房子，多了就是千万富翁了。。。

深圳大冲旧村改造项目村民物业签约昨天启动，首日签约已达168户。据估计，此次改造项目将造就10个亿元户和400户千万富翁家庭。记者调查发现，为应对高房价，大多数原村民不要现金补偿，而是选择物业补偿。

昨日上午，20名村民代表率先与项目合作双方签约，据悉，按时完成签约的村民，可额外获得每栋人民币5万元和一个固定车位使用权的奖励，村民对于补偿标准比较满意，物业补偿是按建筑面积实现1:1的补偿，货币补偿是每平米1.1万元。村民可以选择物业补偿、现金补偿、或者是物业加现金的补偿模式。

村民绝大多数选择物业补偿，现今的高房价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也有部分村民选择物业加现金补偿的模式。记者从大冲旧改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方了解到，根据目前的统计，有871户村民可以获得补偿，而超过一半的户主拥有1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按照每平米1.1万元的补偿现金，这就意味着，这里将诞生400户以上千万富翁家庭。

大冲位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区的东部，西临高新中区西片区，北接高新北区东片即松坪山住宅区，南望高新南区。其地理位置优越，是深圳重要的城市节点。

深圳的蔡屋围、岗厦再加上现在的大冲，如果依照上海相关部门的观点，是断然不可能产生如此之多的亿元和千万元的拆迁户的。但深圳市政府大手笔的补了，补得原居民眉笑眼开，补得拆迁工程顺风顺水一派和谐，补得万千民众闻得直流口水。

说实在，深圳市政府对深圳原居民的慷慨大方那真不是盖的，深圳市府慷政府财政之慨，慷依法纳税企业之慨，慷1400万深圳人之慨（原居民不过数十万，忽略不计之），慷白领蓝领之慨，慷血汗工人之慨，对于绝大多数靠劳动双手打拼生活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个沉重而致命的打击。孔夫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其实对于现在人来说，大家多明白等贵贱均贫富是不现实的，况且专家会给出这种理论的贻害依据。但，贫富分划以及分划带了极端不公平，是昌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是人都知道，改革开放把渔村深圳变成了试验田、窗户、国际都市，受益最大的就是原居民，精神财富是没有多少，但物质方面是家家中头彩户户落大饼。但改革开放30年，又慈又善的深圳政府还在坚决奉行小平的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是让听茅屋秋风所破歌的万千蚁族叹而息之。

按开明的网友说法：我们没有在正确的时候生在正确的地方。

　　城中村拆迁改造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大多数村，上至老人下至顽童，每人都分到了2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百万元；有的一家分到60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2000多万元。

　　“现在，38个村含55个自然村已开工建设，根据我们的测算，几乎每个村民都可以分到150~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现在市场价4500元计算，每个人都将成为百万富翁。”一名研究城中村改造的河南财经学院教授介绍，“全部拆迁下来，平均计算的话，不论年龄，有一个算一个，最少可以出现15万个百万富翁。”

　　“拆迁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郑州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副主任张庚仁说，“关键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多方共赢的模式，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群众。”据了解，在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中，郑州市的补偿比例是最高的。拆迁的补偿，原有房屋三层以下者按1∶1进行赔付，三楼以上者根据拆迁合同而定，有的按3∶1进行赔付，或者按4.5∶1进行赔付，还有少部分村庄是按面积补偿现金。

　　在过去的农村，很多村民争先恐后地希望“农转非”；如今，“城中村”的村民们却成了市民们羡慕的对象。

　　“这一栋楼，三个门洞的房子都是我家的”

　　城中村改造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

　　在不少已经拆迁或正在拆迁的城中村里，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有拆迁补偿最多的一户，分到了7000平方米的新房。一周来，记者多次打探，始终没有找到这户人家。

　　记者倒是找到分到了近6000平方米房子的户主。在郑州市南三环橄榄城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50多岁的李欣（化名）用手指着21号楼（多层）说：“相邻的这三个门洞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原来宅基地多，经过多年的积累，建起了10层的高楼，对外出租，所以，一拆迁，就赔了这么多房子。”

　　他家分到的房子，每套140平方米左右，每个单元14套。分到房子后，不仅村民羡慕，连开发商也找到他说：老弟，你那么多房子，自己住不完，卖给我几套吧。“我本来不想卖，但开发商多次游说，加上两个儿子撺掇：这些年，咱们的钱都投资在建房上了，家里连车也没有，该享受一下了。我一想也对，就卖给他了一个门洞，卖了700多万元吧。”

　　手里有了钱，家里换了全套的家具、电器，每个儿子一辆新车。他说，每个儿子我给100万，想买什么自己看着办。

　　大儿子买了一辆奥迪A6，二儿子买了一辆跑车。“说来好笑，两个儿子以前连车都没摸过，都是在汽车市场交好钱后，业务人员帮助把车开到我们家里。儿子们在居民小区练了3天，就开车上路了。”他说，“我家现在有6口人，父母住了一套，我和妻子住了一套，两个儿子每人住了一套，剩下的都出租了。”

　　不止李欣一人，这个村里的村民因为每家都分到了少则几百平方米，多则一两千平方米的房子，所以，村民们分到房子后，几乎每家都出售了一两套，然后团购奥迪、捷达。这个不到1000人的村庄经过拆迁补偿，记者看到，家家楼下都停着汽车，从高档的奔驰、奥迪、丰田到一般的捷达，应有尽有。“我们村（他说自己一直习惯这么叫）每家最少有一辆车，多的三四辆”。

　　有的城中村，孩子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

　　当然，像李欣这样，一次分到这么多的房子只是特例。“城中村的村民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出租房屋，一栋7层的民宅靠出租房屋就可以养活几代人。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一些城中村开始大兴土木，为即将外迁的租住人流及未来可能的拆迁做准备。”郑州同致行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品牌运营部总监曹庆伟介绍，这些年的城中村，由于出租市场火爆，虽然政策不允许，但一直在加高楼层，他见过建得最高的一户，盖到了14层，安装了电梯，面积每层有400平方米，“这样将来一拆迁，就算3层以上的按3∶1或者4∶1进行赔偿，你算算，能赔多少？”“现在，38个村含55个自然村已开工建设，根据我们的测算，几乎每个村民都可以分到150~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现在市场价4500元计算，每个人都将成为百万富翁。”一名研究城中村改造的河南财经学院教授介绍，“全部拆迁下来，平均计算的话，不论年龄，有一个算一个，最少可以出现15万个百万富翁。”

　　宋寨村里有600多名村民，原来居住在村里建的第一家园，这是村里为村民建设分配的住房。2006年，宋寨村建成了富民工程——面积达22万平方米、1500多套商住房组成的宋寨村民第二家园，平均分配后，每户拥有1000多平方米房产，由于这些房产属集体所有，不能作为商品房自由转让交易。办理房产证后，宋寨每户村民拥有1000多平方米商住房产权，户均资产在300万元以上，包括新出生的儿童在内，宋寨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村。

　　60多岁的村民弓春玲有两个儿子，现在全家实实在在地拥有了第二家园的14套房子，加上两个地下室，等于16套，再加上全家原有的3套房子，一共是19套。房产按市值计算，一下子有了上千万元。

　　不少村民成了股东，股份分红成了村民新的收入来源

　　23日，记者来到关虎屯新村，改造后的关虎屯村如今已经大变样，村里高楼大厦林立，小区内规划整一，绿树成荫，显然这里已经融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2005年6月份，关虎屯开始改造，其中一部分用于商业开发，一部分用于居民住房改造。2008年12月底开发商交付房子。“我以前有600平方米的房子，改造完成后，扣除了公摊面积后偿付了570平方米。”火车司机郭大爷介绍。而国贸中心的房子，现在的销售价格在6000多元，这就意味着，他的房产，价值在400万元左右。

　　燕庄新区是在2006年3月开始拆迁改造，2008年11月村民们开始入住。燕庄现有4000多村民都被安置在其内，村民们获得的赔付比例是，楼下三层是按1∶1进行赔付，一位燕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大部分村民都有3~5套房子，综合起来有四五百平方米，也有个别村民一家人一共分到20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果按每平方米4500元来算，现在燕庄村民基本上都是百万富翁。

　　2005年7月，作为“城中村”的路寨对原先的部分建筑进行拆迁，并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这个村。原先的村民可以入股参与“城中村”改造，改造后的赢利将以分红的形式分给村民。路寨村委会副主任李永贵坦言，很多村民选择了成为股东，他们的股份将由子孙后代来继承，股份分红便成了村民们新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路寨的‘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马上就要建成了，建成后村民可以得到原先住房面积的1∶1赔偿。也就是说，原先村民住房面积在600平方米左右的话，仅赔偿的住房就有好几套，新房子出租的收入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村主任说。

　　2009年8月27日，对于二七区佛岗村497户村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们告别村民生活，正式搬进现代、时尚的市民新区。这次交付使用的是首批34栋12.6万平方米多层楼房。余下的10栋多层和3栋多层住宅主体已全部封顶。村支书冯二补介绍，等房屋全部分齐后，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

　　当年村里的人想迁出去，现在想方设法想迁回来

　　在过去的农村，很多村民争先恐后地希望“农转非”；如今，“城中村”的村民们却成了市民们羡慕的对象。

　　随着郑州城区的不断扩大，本属郊区的燕庄开始慢慢向市区靠拢，等到村民张小毛自己当家时，以往全村麦浪翻滚的情景已很难见到。他全家只剩3分地，土地被村里一块块卖出，以往的郊区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土地占用补偿款的政策。一块土地被卖后，村里往往会把剩余出来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让大家一起抓阄。谁要是运气好，抓到阄就能进工厂当工人，“现在，村里一改造，外出的人就后悔了”。

　　在宋寨村第二家园院内的空地上，停满了各种轿车。仅去年，村民们就买了100多辆新车。“总数下来，有几百辆吧。”张小毛说，“我们这里原来很偏僻，连城中村也算不上，村民们都比较讲实惠，好车也有，但一般都买普通的车。”

　　张小毛介绍，村里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外出的人，他们因招工、当兵、出嫁等原因，早就把户口迁走了，现在想迁回来，以便享受村民的待遇。“我们村里把得严，这么多年来没有给一个人办理迁回手续，避免了很多麻烦”。

　　几年前，和宋寨村相邻的一个村自行开发市场，尝到甜头后，村里的姑娘外嫁、学生考学，都不愿意将户口迁出，甚至不少已经将户口外迁的村民，都想方设法把户口回迁。“现在，他们村庄搞改造，房屋已经拆迁了，但因为村民对迁回来的住户能否和他们享受一样的待遇，闹得很厉害，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林主任介绍。

　　高先生是郑州市二七区路寨村的村民，每个月数千元的房租收入且不说，家里每人每月还能从村里领取“工资”，年终还有可观的“分红”。路寨村委会副主任李永贵介绍，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家开始融入都市生活，而路寨村村民在10多年前就已经没了田地，大部分村民的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房租收入，一个是集体分红。村里的年轻人长大了，找不到工作的就由村委会安排到村里自办的企业上班，村里的福利比普通的郑州市民强得多。“现在，不少早就将户口迁出的已经有正式工作的人，想把户口迁回来；还有些出嫁的姑娘也想迁回户口，但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同意”。

说起来好笑，十几年前谁能想到，在城中村当个农民，现在随便也就成了百万富翁了，早知道十几年前挖空心思地考大学找工作，累死累活显得那么傻。找个门路把户口迁到城中村当个农民，现在就可以舒舒服服等着天上掉钱了。。。

上班时一身油腻的工作服，钻到汽车下面，换轮胎、修发动机。下班后西装革履，开着奥迪接上女朋友，去酒吧或咖啡厅玩到晚上11点才回家。这样的巨大反差，你能想象是同一个人吗？

城中村的造富神话让“城中村富二代”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也是“富二代”，却不像企业家的孩子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人帮忙做清晰的人生规划；他们张扬，开好车，敢消费，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未来时常困扰着他们；他们渴望融入主流，但除了少数人将事业做大之外，大多数人常常在现实中迷失方向。

其实，在大部分“富二代”身上，都能看到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大多数人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他们知道，以后的生活来源没有了，手里的钱不够折腾。”郑州风雅颂置业总经理曹天介绍。

他的公司做了多年的城中村改造，他对城中村的年轻人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说，虽然有的人暂时没有找到出路，但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也是令人敬佩的。

他们也意识到了缺少文化的危害，但不知道该怎么补救。“我们也想去参加培训，只是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培训”。

●月工资1100元，开着奥迪修汽车

在郑州市公交公司的一家维修分公司，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开着奥迪车来上班的小伙子。早上7点40分左右，他从车上下来，脱下身上笔挺的西装，换上油腻的工作服，钻到汽车下边，换轮胎、修发动机。到了下午5点，他换下工作服，洗澡，再换上西装，头上打上发蜡，接上女朋友去吃饭，然后去酒吧或咖啡厅，玩到晚上11点后才回家。

小伙子叫张进，是西关虎屯的村民，家有六七套房子，有两个妹妹。他说自己原本不用上班，但在家歇了一年多，整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急，就求人托关系，还花了点钱，才在这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100元钱，不够油钱，工作还累，但这样的日子过着很充实”。

当然，做修理工不是他的长远打算，他说，自己的女朋友在银行工作，不敢带他去见同事，一直劝他做个生意或换个体面点的工作，“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正在看”。

在金水区的柳林村，18岁的刘金(化名)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上午10点多，他去自己在柳林街上开的饭店，看需要的菜、肉买齐没有，中午时，再到店里看客人坐满没有，晚上，他让会计给自己报账，看一天的收入，晚上12点以后，才能回家洗澡睡觉。

从外表看，刘金嘴里叼着香烟，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却是拥有3家网吧、5家中档饭店的老板。拆迁改造，刘金家拥有了几百万元的财产，父亲又是一家房产公司的股东，吃穿不愁，但2007年，初中未毕业的他在家歇了两年后，决定做些事。父亲也表示了支持，给了他几十万元，让他开了第一家饭店。虽然没有经验，但他嘴巴很甜，也会来事儿，父亲和一帮朋友都非常照顾他，有应酬时都带着客人来他这里消费。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2009年，他在改造过的两个都市村庄外又开了几家中档饭店，经营得都还不错。去年夏天，他还接过了3家有正规手续的网吧，生意也是非常红火，一年下来，净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挣钱多少无所谓，关键是想找点事做。”刘金说，“天天闲着，太无聊了。再说，只花钱不挣钱的话，现在物价上涨那么快，有再多的钱，总有吃完的一天。”

宋砦村办公室主任林文阁也介绍，他们村的不少年轻人，不满足于吃老本，已经出去闯荡天下了，不少人在做建材、装饰方面的生意，规模还挺大。

●儿子辍学，带了10个传销下线

而在郑州市花园口一个城中村，村民张汉顺有着自己的烦恼。今年春节时，他躲到了自己在万客隆家具城购买的一套房子里，守着电视机，过了一个孤独的春节。他躲在这里不敢回家的缘由是，他的儿子不但自己做传销，而且还带走了亲戚、朋友及本村的十几个人，远去云南做传销。现在，村里人都来找他要人，他说自己有苦也没有地方去诉。

2009年春节，村里改造，自家除了分到3套房子外，还分了100多万元的现金，家里有了钱，儿子张奎(化名)高中刚读了一学期，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

没多久，张奎兴冲冲地告诉他：自己一个高中同学来郑州了，说在云南做加工石料的生意，投资20多万元，一年就能净挣20多万元，同学想扩大规模。让自己入股，入股30万元的话，一年最少分20万元。

张老汉交给儿子10万元，让儿子先去看看。很快儿子就打回电话，说生意好得不得了，得继续投资，张老汉又给儿子转账了10万元。不到3个月时间，他又给儿子陆续转账30万元。

去年7月份，张奎回到了郑州，衣着光鲜，见人就说在云南做生意太容易了，钱就像捡的一样。亲戚、朋友一听都动心了，等他再去云南时，一下子就带走了11个人。陆续又有几个人去了云南，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挣钱了，但需要继续投资，让家里人赶紧汇钱。不少人信了他们的话，都继续汇钱，最多的一家汇了60多万元。

2009年12月份，邻村一个从云南回来的青年透露了实情：其实，他们在云南都不是做生意，而是做传销，现在，身陷传销网不能脱身，那个青年还是几经周折才逃出来的。

闻听此言，村里炸开了锅，大家都来找张汉顺要人。张汉顺只好一个劲儿地给大家赔礼道歉，他说自己一辈子老实，现在让儿子把脸面一下子丢尽了，“如果只是钱的话，我把房子都卖了，填上这个窟窿。但人找不回来，我不知道咋办呀”。

●不爱上学的他，却娶了19岁的女大学生

2月下旬的一天，今年19岁的王红(化名)把刚断奶的儿子交给婆婆，自己开着一辆丰田车，到郑州大学物理学院重新开始已经中断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临走时，她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坐进驾驶室，一溜烟地没影了。

孩子一离开母亲，在奶奶怀中大哭起来。而王红的丈夫小陈，却无动于衷，仍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母亲小声埋怨他：“孩子哭成那样，你不会哄一会儿？”他有些不耐烦：“去去，我正忙着，你哄吧，别来烦我。”

“生个孩子真烦人。”今年20岁的小陈说。说起他和妻子的婚姻，倒有一些传奇。村里拆迁后，家里一下分到7套房子，卖了两套，100多万元现金到了手。2008年，他坚决不去上学了，回到家里，每天上网打游戏、聊天。

2008年10月，小陈在网上结识了王红，他了解到，时年刚上大一的王红来自豫南一个山区，家庭很贫困。虽然小陈矮矮的个子，皮肤又很黑，但他面对高挑、白皙的王红，出手大方，旅游、买衣服、买项链，没多长时间，女孩就怀孕了。虽然两人都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小陈的父母非常喜欢王红，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摆了几十桌酒宴，就宣布“结婚”了。

2009年8月，王红生下一个重达7.8斤的男孩，小陈一家乐开了花，把她和孩子像宝贝一样伺候着。虽然小陈的父母再三劝她不要上学了，但王红态度很坚决，要把学上完。现在，她每天早晨开车去上学，傍晚回家照顾孩子。

记者发现，城中村不少年轻人都是中学毕业，能上到高中的不到一半。对于他们来说，上学不是改变命运的必然选择。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富二代”，特别中意从农村出来，有文化的姑娘。在老鸦陈村，去年结婚的男孩，娶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这些女孩多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知识、漂亮。村民陈喜贵的两个儿子娶的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某法院的公务员，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陈喜贵脸上洋溢着笑容：“两个媳妇都很好，做家务是能手，对我们很孝顺，对丈夫很关心。而我哥家的儿媳妇找的是城里姑娘，什么都不会做，事还多，整天吵吵闹闹的，他们现在后悔死了。”

小陈说娶个大学生媳妇有好处：“孩子有她教，我一点也不用操心；出去和朋友吃饭也有了吹牛的资本，大家一看我这么漂亮的媳妇还是大学生，都非常羡慕我。”

刘金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连财务报表也看不懂，每个月报税时都要找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填表。如何搞好管理，更是难题，我也想去参加大学的培训，但去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课，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懂。”他说，自己现在很后悔，当初多上几年学就好了，起码现在能听懂大学老师的讲课。

●“比住房、比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了。”26日，抚摸着崭新的身份证，郑州市路砦村的路银良有些激动：“从前，尽管我们村早就改造过了，但城里人一问起我是哪里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最怕别人说自己是农民。现在，原来的村没有了，变成了大学路多少号多少单元，一听就是城里人。有了新身份证，我变得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了。”“其实，他们的父辈，年轻时到田地里播种收割，不管村名怎么变迁，还是名副其实的农民，有一种无法忘却的土地情结。”在日常的接触中，曹天深有感触，“但这些第二代，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他们早已没有了农民的身份特征，相反，比市民还多了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农民，也最忌讳谁说自己是农民。”

他说，当同龄的70后白领和80后大学生正在为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起早贪黑时，他们早已坐拥几套住房；当同龄人考到驾照却只能揣在口袋里时，他们已换了第二辆或第三辆私家车。他们无需为房子、车子和工作发愁，父辈已替他们安排妥当。因为他们是城中村的第二代，拆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刘金表示，有些城里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农民，但我们早已不是农民了，“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拿过锄头，没有收割过小麦。城里人有什么好，大学毕业生10年买不起一套房子，我家的房子住不完。现在，给我打工的就有5名大学生和十几个正儿八经的城市人。城里人咋了？还不是得听我吆喝？”

他说，前几天，去一家酒吧喝酒，一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男孩带着几个女孩在酒吧里炫富，我们村里一个男孩看不惯，和他比谁敢请来消费的人喝最贵的洋酒，一下子甩出10万元，那个男孩傻眼了。“我们最听不惯谁说我们是农民了，不论是比有钱还是比住房、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记者 李凌)

郑州本地的几个论坛，都在骂呢，骂也没用，随着郑州的发展，中原城市群的扩大，上千万的农民都成“地主”了。

以前在温尼泊就认识一位郑州都市村庄的包租公的女儿，她家的房子不论套数，论栋数，1、2、3、4....，差距啊差距！

这样的人在郑州有几十万，怪不得截止到2009年底，郑州私家车快150万辆了，郑州市区人才多少？300多万户籍人口+300万暂住人口，平均4个人一辆车了，在郑州开高消费的场所，开一家火一家，消费低了人家都不去，嫌你档次太低。

财富再分配问题应该是今后十年的重点问题，这个搞好了，中国就不会有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