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

                       


我刚刚应邀出席了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有几点印象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欧洲反思西方地位和作用，寻求超越困境、自我更新。

2020年2月10日发布的年度《慕尼黑安全报告》题目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讨论了“西方”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报告列举西方内部的矛盾及其与外部的冲突，感叹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西方了，而且西方本身也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从而提出“西方的缺失”这个概念。

慕安会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中，初衷是协调西方立场。冷战后视野扩大，开始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参会者也从单纯的跨大西洋国家成员扩大到中东和亚洲等地区。近年来慕安会敏锐地观察到国际格局变化，开始思考西方应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新挑战。2017年慕安会报告提出了“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全球变局挑战，2018年探讨了“超越西方”的时代特点，去年则提出“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的紧迫问题。今年以“西方的缺失”为主题，进一步拓展了欧洲战略界的反思。

这个表述反映了弥漫在西方内部的一种焦虑情绪――担心西方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主导地位、关注欧美统一立场因正在生成的不同理念和利益取向而受到侵蚀、担心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被所谓“威权国家”势力“修正”等等。

何谓“西方”？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既是地理和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和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历经城邦制、罗马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乃至美国崛起，逐渐形成文明体系并不断被充实和强化。现代西方人以欧洲各民族及其后裔为主体，思想文化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以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为价值信条。这些共同筑就了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在物质层面，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基于海洋、大陆扩张和金融霸权，引领了军事革命和科技创新，主导了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一度冲高到国际权力的顶峰，并且强力推进了全球化进程。而后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产业链重组，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欧在全球推进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价值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

从本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可以看出，经过四年反思，欧洲战略界的思维更加聚拢了，对于“西方缺失”的判断主要源自两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乃至西方须努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的路径。

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满，认为美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

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对外超越原有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灵活的全球战略。

二、美国强势要求欧洲站队，试图推动形成与中国竞争的统一立场。

美国对慕安会高度重视，当作宣传政策和协调跨大西洋立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会议美国人的出席相当抢眼，有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的20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出席，在会议的大小场合都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而且美方显然是协调了两党一致的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炮弹”，其中的核心诉求是阻止欧洲国家使用中国华为的5G技术。

蓬佩奥在慕安会上的演讲不长，却用三分之一时间批评中国。埃斯珀在讲话中也指责中国通过华为实施“邪恶战略”。美国人如此聚焦中国，且对华为这样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喋喋不休地进行话语攻击，在会场得到的支持有限。确实有人追随美国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但也有不少人更加理智地观察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希望更多了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从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基点。美国政客无礼和粗暴的态度也引发一些与会者反感。

三、中国因素是本届慕安会的主要焦点之一，疑惑、误解和期待交织。

王毅国务委员在大会上的演讲赢得广泛重视和肯定，秦刚副部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公开论坛上的讲话也产生良好效果。佩洛西在“西方民主状态”分论坛上大谈5G问题时，我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她声称对中国妥协就意味着损害民主、人权、经济独立性和国家安全，把问题上升到制度安全的高度。我提出质疑，问她为什么华为能威胁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佩洛西显然习惯于在没有中国人的场合大肆攻击中国，未估计到在这里会被人质疑，而且她好像对5G技术不很熟悉，只是在念口径而已，因此回答我的提问显得有点吃力。从会场反映看，许多人赞赏我的提问，但也有人为美国抵制华为辩护，说中国也在抵制西方媒体。

在今年的慕安会上中国议题突出，明确涉及中国的分论坛多达11场，包括“西方如何面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关系与中国难题”“欧洲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如果中俄结盟怎么办”“中国在全球军控中的未来参与”等等，还有关于南海、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网络政策的专题会，其他一些论坛虽然在题目设计上没有提中国，但也大都把矛头指向中国。

我观察，中国学者的发言和提问很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并经常得到肯定。一位德国学者参加了我的午餐演讲之后说，当面听你讲中国的情况，感觉我们是可以建立信任的，但在许多时候和很多问题上，很难直接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说服力的阐述。

确实，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差不多，需要以一些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来构建合作和协调关系。建立信任是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中央舞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大会后期的讨论中，我们区区几位中国学者要应对美国人铺天盖地的反华遏华声浪，深感力不从心，哪怕仅仅是争取出现在所有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都分身乏术。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复杂挑战，我们应该有更多重量级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否则很难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的主场上，在中国话题上中国声音较弱的状况。

四、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国努力引发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罕见地高调出席慕安会，重点宣介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沉重代价，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共同打好防疫战。世卫组织专家肯定中国在应对疫情中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将经验总结归纳，形成模式和样板，让其他国家参考借鉴，则是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

尽管外界对中国仍存在一些偏见，在慕安会上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声音逐渐增多。还有不少欧洲企业界人士希望中方对抗疫物资需求提出具体目录，以便有针对性地募集援助。

会下也有欧洲专家表示，各国与中国的往来由于疫情而减少，许多国家采取了中断航班和交流的做法，导致中国陷入事实上的孤立，难免造成后续的负面经济和政治后果，应尽量减少、尽早结束这种非正常现象。有学者提醒，新冠肺炎疫情在中美间已演化成一场“脱钩”的实际操演，如不尽快修复，有可能固化为系统性“脱钩”。

出席慕安会的一个体会是，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这些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不希望中美科技脱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他们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期待中国真诚维护多边主义，而不要像美国那样从一己之利出发，对多边主义采取选择性利用的做法。同时，他们力图在全球格局变化中守护欧洲利益和地位。在中美大竞争的背景下，欧洲无法置身事外，也不愿选边站队，而是要加强自身的作用。欧洲所奉行的制衡战略客观上起到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多与各方力量沟通，增进了解，增强世界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和聚合力量。（作者傅莹是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