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税改劫贫济富？本质上是场前途未卜的赌博

                       

特朗普减税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也有人怼？

作者：陈季冰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新推出的史无前例的减税计划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我想是与近年来国人对于中国税负过高的抱怨直接相关。

几个月前，中国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的一番话就曾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共鸣。按照曹德旺的说法，他之所以将一个大型工厂建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营商成本已经低于中国。

其中，除了电费等生产性成本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税收。如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更是为曹德旺们把企业从中国迁至美国增添了强有力的理据。



▲《人民日报》报道
难怪《人民日报》前天发表评论说，特朗普试图发动一场“税务战”（这是“贸易战”、“汇率战”之后的一个奇怪的新说法）。中国国税总局官员则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批为“只考虑自己”，缺乏“大国担当”，并暗示“负责任”的中国不会跟着一起加入这场减税大战。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即将届满百日之际送出的这份减税大礼，被称为“自里根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从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

第二，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开征10%的惩罚性税收；

第三，将个人税从目前的7级简化为3级，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并将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5%。



▲美国部分税改方案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府债务节节攀升，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奥巴马任内美国爆发过多次“债务悬崖”危机，2013年10月，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还因此关门停摆。那么，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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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共和党信奉的经济哲学。

西方国家在度过了二战以后的30年黄金增长期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被称为“滞涨”的经济困境。所谓“滞涨”，就是低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状态，这是大萧条之后横空出世并备受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凯恩斯奠定的宏观经济学一般规律，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三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美国政府债务历年走势
为了对此作出理论回应，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掀起了一场后来被冠名为“供应学派革命”（国内亦有人翻译为“供给学派”）的运动。

从经济学纯学术的角度看，“供应学派”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说，它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供应学派”更多地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发展出了一套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

其核心理念在于：现代经济中的“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因此改善供给才是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根本动力。这与凯恩斯主义力主的刺激需求背道而驰，也是它得名的由来。

“供应学派”的政策建议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便是减税和放松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这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供给学派革命》
这套学说不久后被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拿来推行，并成为了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金科玉律。

按照“供应学派”的经典说法，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会扩大国家的税基，因此即便税率下降了，国家的税收总收入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据说，一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一次酒会上信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幅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曲线图，谁都没想到这条漫不经心的“拉弗曲线”后来成了“供应学派”和共和党人一再强调的税收改革的图腾。

自里根以后，每一届共和党政府都将减税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首选使命。特朗普也不例外，除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他在竞选期间的最重要经济口号就是减税。



▲阿瑟?拉弗与“拉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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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于国于民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会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呢？而且反对者中还有不少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事实上，自“供应学派”诞生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里面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

在经济上，一些严肃的评论者指出，一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财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并不像鼓吹“供应学派”的政客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与该国目前的财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供应学派”政策的实际践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欧洲边陲小国爱尔兰通过对企业大幅度减税和松绑政府监管，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前去投资，带动爱尔兰经济实现腾飞，帮助它在短期内由一个穷国一跃而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这大概是“供应学派”最辉煌的战果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爱尔兰由穷国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
但在“供应学派”的摇篮美国，它的成效差强人意。对“供应学派”和“里根新政”并不欣赏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赢得了一波靓丽的高增长。在克林顿任期的后半段，美国联邦政府连年出现财政盈余，这对于今天这一代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接替克林顿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其结果是迅速挥霍掉了克林顿积攒下来的政府盈余并很快负债累累（这当然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有重大关系），美国经济并未取得比克林顿时代更高的增长。

到小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爆发了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所以，能干的比尔?克林顿在讽刺共和党的经济主张时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没在名牌大学念过经济学，我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的穷人家的孩子，但我会做简单的算术题。”

减税政策的反对者还不无洞见地指出，税收变动会对经济行为造成复杂影响，减税未必在任何阶段都一定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例如，减税将增加企业并购，并改变公司的财务行为。这很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比尔?克林顿谈论税收政策
举个简单例子，当税率比较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压低利润，这会促使它增加支出，其中包括投资和研发；而当税率大幅度降低后，它会倾向于更多积累现金利润，因为这样能够推动它的股票价格上涨。

如果这一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减税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目前就是）不仅不见得能够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研发，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当减税伴随着金融监管放松（特朗普正打算这么做）时，情况尤其如此。在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后，IMF立刻提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金融风险。

对减税更为激烈的抨击来自政治方面。几乎所有支持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人士都认为，减税会加剧美国已经极为严峻的贫富分化。《纽约时报》资深评论员纪思道干脆在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此次减税提议怒斥为“抢劫”。

这部分左翼人士的逻辑是这样的：减税将减少政府收入，其结果不可避免只有两个――或是“节流”，即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直接的如削减社会福利；或是“开源”，无非是更多举债。而无论上述两种中的哪一种，都将明显有利于少数富人，不利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



谁都知道，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税也越多。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2万美元的贫穷家庭，政府本来就收不到什么税，减税对它没有任何益处；而对于一个年薪2000万美元的大公司CEO，这次税改或许能让他一年少缴纳几百万美元税款。

换句话说，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让高收入阶层拿走了。但减税带来的坏处，不管是社会福利减少还是公共债务增加，都将由全体美国人民平均分担。而且，越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越依赖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福利，有钱的富人在这方面完全支付得起私人服务。

总之，在反对者看来，减税就是在“劫贫济富”，有违社会公正。因此，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猛批特朗普减税政策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由于减税的最大获利方正是特朗普自己这样的亿万富豪，总统本人与这一政策存在明显的“利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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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在本文中轻率地判断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利弊前景，我只是希望与冰川思想库的读者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会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

就个人的一点学习和思考而言，我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中蕴含着显而易见的真理成分。但我们既要尊重经济学的一般共识，也要实事求是，细致地分析具体问题，寻找到富有针对性的答案。



▲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例如，从实践效果来看，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福利国家”，北欧的瑞典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它的高福利和高税收。

但以我10多年前在瑞典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笼统的感观有很大的偏颇。瑞典的税负水平的确很高，但这主要是指个人税，事实上，瑞典平均的企业税在整个欧盟仅居于中下游水平。以至于有人说，社会民主党（瑞典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敌视富人，却偏爱富有的企业。

我相信，这种税收结构是瑞典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且全社会贫富差距始终很小的重要原因。但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可能更有助于“供应学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但政治上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对个人减税远比对企业减税更容易获得多数选民支持。

在民主国家，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减税经常被用作选战或政治博弈的工具。减税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欢迎，因为人们总是对能够对自己产生立刻和直接影响的事务更敏感。

减税让选民的钱包立竿见影地鼓了一点起来（不管鼓得多还是鼓得少），当然让人开心。至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公正之类的宏观和长期问题，往往不在大多数普通选民的认知半径中。



▲美国公布减税计划
所以有人说，在民主国家，提议增税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眼下几乎无一例外堆积如山的原因。

然而像比尔?克林顿那样懂一点简单算术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大爆发，而且到头来必将严重地损害经济，近些年的欧元区就是前车之鉴。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上述大部分分析都必须置于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方能成立，那就是一个受到民主监督的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财税运行根本不透明，到处存在暗箱操作，那么经济学推论中的税率改变对经济活动的应有影响一定会扭曲变形。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一批人或利益集团总是能够仰仗特权来逃避税收，甚至获得政府显性或隐性的财政补贴；如果一个政府在花钱时充满随意性，财政支出的绩效也得不到有效监督，甚至经常伴随着化公为私的贪腐行为……

那么我认为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讨论减税还是增税，而是启动政治议程来建立一套现代公共财政体系。

特朗普税改，本质上，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赌博！

文| NE0

来源| NE0，ID：ne0matrix

在美国以51：49的比率通过特朗普的税改之后，中国的媒体们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一夜之间，仿佛数十亿海外美元会立马回流美国，仿佛大量的小企业会无中生有地冒出来扩大美国的税基，仿佛制造业又要重新崛起了，而中国，又输了。

这一幕，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年奥巴马时代，TPP出来之后，网络上充斥着一大片中国仿佛要亡国灭种的声音。



两年多过去了，TPP怎么样？中国又怎么样？
特朗普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掉“极品前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TPP，而中国比两年前，在国际贸易和全球商业市场的影响力，只会更重要而不是更孤立。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没有什么是光有获益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如果税改能有中国的这些狂欢的人口中的那么大威力，那么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应该是马其顿、卡塔尔、科威特，因为他们国内的总体税率大致是7%、11.3%和12.8%。

而北欧三国和德国这种动辄50%以上税率的国家，基本上要被归类到垃圾国家之流了。

包括制造业企业在内的大量公司经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整个产业上下游的需求，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还有能源价格，市场规模等大量的因素。

税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如果一个人对你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只要如何如何，就一定能够如何如何，按照我的一点微小的人生经验，这种人基本可以被定位为骗子。

世界的运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它不是小学练习上的1+1必然等于2，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社会体系的运行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到无数的变量，其中一个变量的改动，可能会对无数其它的变量产生干扰，从而导致最后得出一个根本不在意料之中的答案。

同理要反推回来的话，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某个特定的结果，那么可能他需要寻找的根本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变量。

那些根据一个税改就意淫出美国各种天花乱坠的美好前景的人，对世界运行的观察水平，本质上就是处于小学一年级的1+1=2的水平。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原因在于三样东西：美元、美军、还有由美国媒体塑造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的通用货币，要求美国必须经常性地保持一个巨额的对外贸易赤字，不然你的美元怎么流得出去呢？

而流出去之后，为什么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强迫其他国家的人无条件地使用呢？

答案是拥有一支能够把控住全球七大洲五大洋的黄金水道以及战略要点，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投放到全球绝大部分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既是美元这张废纸片最大的成本，也是它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我有实力碾压你，你如果不乖乖听话用我的货币，我就能把你的国家打烂，我就能拦截你在海上的所有商船，切断你所有的商业命脉，以封锁饿死你的国民，以制裁困死你的经济，你还敢不用吗？



而维系这样的一支军队，需要的是什么？是巨额的财政开支。

财政开支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税收。

税收的来源同样受到无数个变量的影响。

很多自以为是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喜欢卖弄自己学了大学一年级的曼昆写的《宏观经济学》，时不时抛出一个“拉弗曲线”这样的名词来说明，减税不会导致税收的减少，相反，减税会扩大税基，税基的扩大会导致税收的增加。



呵呵，牛顿第一运动定律也说任何物体都可以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倒是给我找一块完全光滑没有阻力的面板给我做做实验啊。

经济学总结出来的规律，甚至是推导出来的结论，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在过滤掉无数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的一个最简化的模型，它只存在于书上。

真实的世界如果是经济学家们推导的那么简单，怎么就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走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反倒是各种经济学家在投机市场折戟沉沙的新闻层出不穷，他们难道就不曾对自己反思过，为什么自己这么幼稚吗？

经济学它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减税=增加税基的前提是，当曲线下降的时候，有无数个理性的经济人，把手头的工作换掉，投身于中小型企业的建设。

说得好像把税率降低到20%以后，那些好吃懒做的底层人口，就要挥汗如雨地开展创业大潮，那些在公司工作得不错的中产，就要纷纷抛掉原有的工作，来开公司，来增加你的税基，给你当活雷锋。

拉倒吧。

很多美国的底层，之所以堕落成底层，就是因为连正常的工作都不愿意干，只想着领点食物券，救济金度日，指望这些人去搞中小企业？



而很多中产，湾区码农，家里几个小孩，背着房贷车贷，指望他们一夜之间不顾贷款压力，放着几十万刀的稳定年收入不干，去搞中小企业？

呵呵，呵呵呵。

当然，把企业赋税从35%降到20%，对企业来说，当然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降到20%，是否就能够一定使得扩大出来的税基填补会之前的空缺，鬼才知道有没有用，这种东西根本不会有一个可靠的答案。

所以，站到一个金融市场投机者的角度来说，我根本不信经济学家们扯的那些什么“拉弗曲线”，什么什么曲线，我宁愿去相信投机者钟爱的“墨菲定律”。

什么是“墨菲定律”？

第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第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第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第四、如果你很担心很害怕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一定发生。

就像一片干面包掉在地上，这片面包的两面均可能着地。但如果你把一片一面涂有一层果酱的面包不小心掉在地毯上，一定是带有果酱的一面落在地上。

我对特朗普税改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有太多变量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晰，而很多出现的问题也只有一些站不住脚的依据而不是逻辑清晰到无可敲击的结论。

万一税基没有扩到可以填补原来税收的范围，那么美国的财政状况和赤字状态就有可能出现恶化，而财政状况的恶化，第一会导致美国开始被迫缩减开支，如果不是砍军费，就是砍教育医疗或者科研开支。再不然就是弄出一场比QE规模更大的大放水，考虑到换掉耶伦之后找到一个同样偏鸽的美联储主席，这并不是什么无法预料的事。

而砍科研和教育，就是砍掉一个国家的未来。美国的阶层壁垒和上升通道已经变态到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程度，再砍一下，估计以后用来对付美国国内这班无业游民的维稳费用就要超过军费了。而没有科技的领先，美国倒也还好，无非就是像刚跟中国签署的两千亿美元大单一样，卖能源和大豆嘛，还可以当个农业国和资源国的。

如果砍军费，那么就会导致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衰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衰退，在全球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前提下，影响不大，因为在理想情况下，收缩完之后，只要在完成内部改革，积攒够足够的能量，又可能在下一个周期释放出去。

但是如果美国不断收缩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另外有一个有能力也有强烈意愿的大国则利用这个机会去填补那些美国离开后的空位，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国际政治体系和话语体系，去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势力，充分利用美国的每一次战略收缩完成自己的扩张，那么收缩对于美国来说就是死路一条。



美国军事实力的收缩会导致全球的美元区，包括从中东到非洲，再到南美洲，亚洲，出现一个又一个大洞，就是里面的国家不再愿意把自己绑到美元上，而美国又无法再用军事优势来解决这些国家，例如伊朗，俄罗斯等。

美元瘸掉，美国在对全球征收铸币税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没有全球的几十亿人为美国这几亿人输血，美国还想拥有今天这种高消费低物价的生活？做梦去吧。

在前几次金融危机里，美元之所以能够周期性地利用收缩和扩张去掠夺其它国家，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美元虽然退去，但是美国对那些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是一直在保持甚至是增加的，只有有美国大兵继续看守着这些地方，那些退去的美元才能在下一轮扩张的时候涌过去。

就像水，要流到某个容器的前提，是有人帮你看着这个容器还在这，如果容器都没了，被人扔掉了，你这水，下一次想流回来，你流到哪呢？

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同时还被其它大国插了一脚的情况下，那些退回去的美元想再次出来的时候，很大的几率会发现已经没有自己的空间了，被另外的货币占了，当然，我就不说这种货币可能是哪个了。

那这时候回流的美元还是一个解药吗？

不，它们会变成毒药。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一直没有出现那种夸张的通胀，是因为大量的美元其实是在海外流通的，一旦这些“热钱”涌入美国境内，美国人在十几年前给我们造成的“输入型通胀”，就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吧。

美元的贬值带来的高物价和高通胀，恐怕这一代美国人还没怎么体会过呢，想想就激动。

不过，那些巨型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是不是会真的那么容易就回流呢？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幼稚的经济学家们还是犯了那个错误。以为做了什么什么，就一定会怎么这么。

他们自己估计连几万美元都没管过，却一厢情愿地意淫拥有几万亿美元的利益集团会如何如何。

就像一个段子说，古代有三个农民干活之余休息闲聊，躺在草地上，望着悠悠白云，其中一个说：“如果我们能当上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中间一个也说：“是啊，不知道皇帝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另一个则肯定地说：“嗨，还用问么，人家皇帝肯定是天天白面馒头管够，锄地用的也是金锄头！。”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种觉得皇上一定是有吃不完的大馒头，拿金锄头来干活的人。

对于拥有数千亿，数万亿的人，要考虑的不单止是这点税，而是资金的安全问题。

好，这次，你特朗普说要把钱弄回去，万一几年后其它上台，说钱不够了，要对我这些钱又开刀，我怎么办？就许你特朗普变税率，不许哪天再冒出个猴赛鹰?奥拉里上位来变你的税收政策啊？

与其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我找几个律师，弄几个非美国的空壳公司，左手倒到右手，还省事点。

历史上的改革并不少，凡是打算改革，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尤其是大幅度的改革，更是会导致大量的不确定性后果。

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不改一定会死，但是改得太快，下场未必就比死好到哪里去。

上一个天真地以为自己改了就会如何如何的国家，叫苏联。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

不但GDP、人均寿命下降，人口居然还少了10%， 而且到现在还没恢复，人口下降10%是什么概念？超过了二战期间世界人口的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围观。是保持住自己的定力。



拍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冲动的人，往往会死得比较早。他们的死亡就是为了主角后来登上舞台做铺垫的。

特朗普的税改，对美国的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美元的汇率，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矛盾，都产生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围观。是保持住自己的定力。利用它的每一次错误，利用它的每一次战略收缩，去完成自己的战略扩张。

一个三角形的的一边被扯掉，另外两边必然会产生形变。如果真变好了，我们可以参照这个经验去改进国内的税收政策，我就不相信在短时间内一个税收政策就能改变全球的制造业格局，恐怕美国连足够的产业工人数量都未必能满足得了，肯定会有时间差来给我们修订自己的国内政策。

而如果美国这次的税收改革一旦出现预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那么，美国的每一次战略收缩，就是中国进行战略扩张，去挤占美国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好机会。

当然，那时为了解决美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出于国际道义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给它打包一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空投过去白宫的。